“小区刚建成时，这里是一片绿地，那个角落是垃圾收集区。可是现在，这儿成了停车场，垃圾收集区挪到社区中间的花园里去了，还有其他很多设施也都变了模样。现在，绿地减少了、花园的环境变差了，小区的布局和以前的规划完全不一样了。”“原来我们小区东面是一片空地，按照规划要建设配套商业区，现在确实建成了商业区，却都是些中介机构、汽车修理之类的，没有我们实际生活所需要的。不仅没有方便我们的生活，反而使小区周边环境变乱了。”谈及社区规划，一些小区的居民都有很多意见和建议。随着市民对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他们对社区规划的参与意识也明显增强，他们希望在编制规划时，能够反映自己的诉求，维护自己的利益，使规划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他们的生活。在这些背景下，“社区规划师”的出现成为大势所趋。
现实呼唤“社区规划师”
在当前的城市规划体系中，政府主要通过控制性详细规划对接社区发展，强调对社区空间的控制与引导，彰显政府“自上而下”的城镇化发展模式，社区只能被动适应规划。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城市规划开始关注和吸纳社区居民的诉求，规划师的角色也从物质规划转向各方利益调节。
在管理方式上，规划师的工作重心开始下移，进一步改善公众参与方式，更多考虑社区发展诉求，迁就现实来编制与管理，出现了更多反映社区发展诉求的“社区规划师”。
在制度手段上，社区规划成为融合政府和社区发展诉求的最佳平台，社区规划可以直接作为控制性规划，通过相关程序审批后纳入现有规划体系，这一平台的出现也必将催生一批“社区规划师”。
传统的城市规划，通常采用“自上而下”的编制流程，使公众参与往往浮于表面。由于规划编制时没有充分考虑社区土地权利人的实际需求，因而屡屡遭遇规划无法实施的困境。同时，传统的规划政策繁多，报建流程复杂，基层和社区往往不易了解和掌握，使规划管理的末端无法有效延伸至社区。
有专家指出，现实中，社区规划涉及到更多的利益平衡、权益保障等超越传统规划范畴的内容，要求规划师的工作重心在兼顾物质规划的基础上，向沟通、协调、平衡各种空间利益的方向转变。而社区作为掌控资源的实体，必然要寻找能够反映自己诉求的代言人，因此，代表社区利益诉求的“社区规划师”具有现实需求基础。
“社区规划师”制度尚不完善
顺应现实需求，深圳、成都、杭州、济南等地都开始尝试推广“社区规划师”制度。总结这些地区的推广经验，业内专家指出，目前“社区规划师”制度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社区规划尚未取得法律地位，“社区规划师”没有形成制度性安排，且社区规划还是依附于城市规划，没有形成自身独立的系统。同时，在人员、经费、组织上，现有的“社区规划师”往往由城市规划部门调动、派遣，这些规划师不可能全心致力于社区管理、社区更新和社区复兴等事项，也很难做到在不妨碍城市整体长期利益的基础上，为社区谋求长远利益和最大利益。
二是各部门之间尚未形成有效的合作机制，城市规划部门往往陷于单兵作战的局面。在英国，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地方政府实施社区规划的法律责任就已逐步明确，形成了包括规划编制、操作流程、内容和形式等在内的一套较为完整的操作框架。并且，英国的社区规划通常由政府牵头，通过建立总体的社区规划合作组织，协同各部门和利益团体，保证规划实施。
三是社区自治水平尚需提升。虽然近年来不少社区已经开始转变观念，谋求社区转型，但是由于社区内部人员构成水平不高，自治、自我管理的水平有待提高，多数社区仍然存在重眼前利益、轻长远利益，重内部群体利益、轻外来人口利益等问题。
多模式推广“社区规划师”制度
结合各地推广“社区规划师”制度的情况和经验，深圳市城市规划土地发展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王卫城建议，应该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采取不同模式推广“社区规划师”制度。
行政力量提纲型。这种模式主要由城市规划主管部门推动，将行政系统内部力量派驻到各社区担任规划师，“自上而下”地向社区提供规划服务。这些规划师应该确保定期到社区提供规划服务，并对社区工作人员进行相关培训，提升社区工作人员规划管理的相关知识与技能。
行政力量主导、专业技术人员担纲型。这种模式同样是依托行政系统，向社区派出专门的技术人员，使他们成为社区与官方规划机构的桥梁。这种模式要求技术人员经常走访社区内的企业和居民，并定期向规划部门反馈工作成果。技术人员的工作侧重于技术沟通与协调，重点协助社区进行规划编制，并解决社区发展面临的其他问题。
社区主动发起、行政力量引导型。这种模式适用于自主规划意识较强的社区，他们自主出资对社区进行整体综合规划设计，聘请专业人员担任规划师或者顾问，通过“自下而上”的社区规划来影响法定图则的制订与实施，从而推动社区发展。
中介机构与社区联合型。目前，一些经营性组织开始介入社区规划，与社区共同谋划社区发展，这些机构提供的规划服务人员也可以被视为“社区规划师”，但是这些“社区规划师”侧重于产业和发展规划而非空间规划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