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暴增、交通拥堵、空气污染、资源紧缺……中国城市正在经受超速成长所带来的阵痛。与此同时，由于定位不清、规划无序，无节制扩张和集聚式发展，不断建设新城、新区，给城市带来了很多“灾难性”的难题。
为了成为“全能型选手”而失去了原有的特色，为了追求规模效应而打破了固有的空间平衡。一些城市在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同时，也患上了“城市病”。城市科学发展亟须“去全能化”，各地应该重新审视城市战略定位，疏解城市功能，打造符合地方实际的宜居宜业之城。
仍然无法走出的“摊大饼”误区
当前，由于各地看重综合发展指标，追逐规模成为许多城市的发展思路，虽然不少城市管理者经常大声疾呼发展一定要有科学态度和理念，但在实际的建设过程中却往往没有顾及合理的功能定位和均衡的产业布局，一味向着“高、大、全”的目标前进，也让城市失去了原有的特色。“铺摊子”、“摊大饼”的做法已被指摘多年，却仍然是无法避免的误区。
据国家发改委课题组统计，全国有655个城市提出要走向世界，183个城市提出要建国际大都市。长春、石家庄、济南等30多个城市计划建设金融中心。
如此的思路，事实上对于大型城市的损耗更大。如北京、上海这样规模的城市，由于多年来持续追求全面发展，导致政治、经济、文化、金融等多重职能过度集中，引发人口膨胀，城市规模超大，使得对人口的调控已成为这些特大城市必须共同面对的严峻课题。
1992年，北京就提出分散集团式布局，2005年提出“两轴两带多中心”，但近十多年的发展，北京的“摊大饼”式发展模式并未有效遏制，特别是城乡接合部范围拓展较广。全市近500万外来人口和近50%的违法建设集中在这个区域，人口倒挂问题在这些区域尤为突出，有些城镇本地与外地人比例达到1：15。此外，上海市常住人口截至2012年底达到2380万，超过2020年1850万的人口预测值；杭州市常住人口2012年底即超过880万，超过2020年的规划值。人口规模过大，已经成为当前不少大城市的鲜明特征。
资源过度集中、人口迅速膨胀，就这样让大城市在发展中无法昂首阔步，却逐渐步履蹒跚。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底，全国有31个城市的汽车数量超过100万辆，其中，北京超过500万辆，超过200万辆的包括上海、广州、杭州等8个城市。在北京，全市目前年用水量缺口近2/3，不得不依靠超采地下水、从外省调水“解渴”；在广州，不少生源密集地去年小学学位紧张、“僧多粥少”，其主要原因是当年出生的流动人口增幅超过20%……
有人说，外来人口源源不断进军北上广，无非是因为它们拥有中小城市无法比拟的教育、医疗、就业等资源和职业发展空间。而如果不改变资源过度集中的现状，就无法阻止人往高处走的传统想法，这些特大城市多个人口疏解项目一直处于半停滞状态就是很好的例证。
这两年不断提出的协调发展思路，被认为是治理“大城市病”的根本出路。2013年北京40%以上的外来常住人口来自津、冀、鲁、晋、蒙等周边地区，其中河北的占到23.7%。试想，如果河北发展水平和北京相当，肯定能有效减轻北京压力，这也应对了中央要求京津冀协调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造城不息困局频现未来难测
伴随着轰轰烈烈造城运动而来的，是国内对于大造城市新区和新城的质疑，对于部分区域沦为“睡城”、“空城”的忧虑。
今年，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课题组公布了对12个省区的调查结果，12个省会城市，平均一个城市要建4.6个新城新区；144个地级城市，平均每个规划建设约1.5个新城新区。
大建新城，一方面迅速改变了一些城市的面貌，一方面亦催生出规划不合理所带来的诸多新问题。每个建设中的城市都想成为那个摘得发展果实的幸运儿，但谁也无法预料未来有何种走向。一个城市的兴起与衰落，均需数十年乃至上百年，上千年的时间。结果在未来，赌注却需要下在当世。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国内很多城市，造新城的决心之大，令人震惊，其新城的造价，往往是全市财政收入的数倍乃至数十倍。几乎是倾全市数年乃至数十年之力。
如西部城市兰州，其造新城的投入预计将达千亿元之巨。2012年，兰州财政收入大约为400亿元，考虑到兰州每年还有其他支出，其可供安排的财力更少，如果不考虑举债，一个新城，几乎要耗尽其未来将近十年以上的可安排财力。
而兰州的期望或者说是赌注在于，能否在未来十年乃至更久，从一个位于西北的三线城市，跃升至中国国内的重要区域性中心城市。如果是前者，则兰州新城沦为“鬼城”的压力巨大，如果是后者，那么今天大跃进式的规划，在未来则将被视为富有远见。
审视全能型的大城市亦有因建新区新城而出现的新问题。如北京的回龙观，是拥有30万人口的新城区，里面却很少有就业岗位。大部分人早上涌到老城里来，晚上又涌回新城，造成巨大的钟摆式城市交通。实践证明，这类新城是失败的。
如此光景的新造区域被戏称为“睡城”。除了回龙观还有北京的天通苑、安徽合肥的滨湖新区和湖北武汉的南湖新区等。都是早晚高峰堵况空前，白天街区空空荡荡。人口急速膨胀是许多国家的大城市面对的共同问题，居民居住问题也日益突出。随着城市的扩张，居住区呈现出规模化、高层化的趋势，配套功能却不完善，居民的生活体验和主观感受被忽略了。“睡城”是城市盲目扩张、缺乏系统规划的产物。城市功能的独立分割，导致了居住地服务配套不完善、环境污染、交通拥堵等城市病。大型居住区缺乏产业和就业岗位，导致上班族不得不进行钟摆运动。早晨出不来、晚上回不去，令人苦不堪言，这不得不说是城市规划的一个败笔。
这种困境，一方面是原有城市规划存在缺陷，另一方面是新的规划并没有按照市场规律、产业分布精密论证，而是盲目扩建新城，造成土地、资金等资源的错配。有专家指出，如果为新增城市功能而盲目扩建新城，却仍是主导产业单一、功能区分不明晰，这样即使高楼林立，也难以吸引人气，最终会陷入有城无业、有城无市、有城无人的尴尬局面。
城市发展应做好加减法
城市的命运与地位，一直都是动态的。新城与新区的大兴之风，其背后的原因无非是，大城市全能性的外溢以及部分中等城市希望能够成为未来之城的预期。城镇化战略在近年的兴起，更是加强了这个预期，希望从偏角之地，成为繁华的都市。
面对此等形势，城市管理者应学会“放弃”。专家表示，在对城市发展重新明确定位的同时，对不符合战略规划的产业功能应予以疏解。针对城市功能紊乱的病症，首先要做“减法”。“城市病”有深刻的社会原因，怎样不让它“摊大饼”则需要立法，增强规划编制和实施的刚性。日本和英国在进行规划以及建立新城中都建立了相对完善的法律体系。
对于特大城市而言，“功能疏解”、合理外迁部分产业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在北京，包括动物园批发市场在内的四大商业交通堵点治理已开始进行前期工作。《北京市总体规划 2004～2020 》将在年内全面启动修编，总规中将写入“淘汰一批产业效率低、耗能耗水大、不符合首都发展定位的产业……遏制住人口盲目过快增长趋势”。
新城和卫星城要有产业发展支撑，要有良好的公共服务和生活居住条件。建设新城、副中心有个基础条件，就是在大城市都市圈范围内要有完善的交通设施。据悉，北京为了缓解“城市病”，未来将继续加大对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的改善，加大资金投入。到2017年，全市在交通、水务、大气治理、垃圾处理、园林绿化等投资1.2万亿左右。
由于对大城市发展规律认识不足，理论研究不够，许多城市规划理念前瞻性不强，规划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引导作用没有发挥出来。当下提出的“边缘集团”、“卫星城”概念被不少专家给予肯定，但是需要一定的条件，一般来讲，距离中心城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而且与主城之间要通过大容量、便捷、高效的快速轨道交通实现大规模人员输送。
如2004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提出了“两轴 两带 多中心”的发展思路，但是没有明确从“单中心”走向“多中心”的路径。结果是中心数量过多，11个新城都要发展，没有重点，多中心等于没中心，10年下来依然是单中心。而日本东京的发展是分阶段实施副中心战略，最终形成“一主七副”空间格局。
中心城区功能疏解的成效如何，副中心、新城的发展成为重中之重。为了完善新城新区的功能，在区域内应该做好“加法”，避免“睡城”和“鬼城”带来的巨大浪费。